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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发表日期:2013年11月4日   发表人:陈沛婷   有1949位读者读过此文 【字体:  
公众和媒体如何助力教育决策

 
 
 
  最新发布的《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(2013)》显示,公众议程设置媒体议程进而影响政策议程,敦促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教育政策的新型政策形成路径开始凸显。这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新迹象、好苗头,值得期许。

 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教育政策制定与发布的路径一般是教育主管部门调研、会议讨论,经相关程序形成政策,然后经由新闻媒体公布,公众再遵守的运行模式。这一模式当然不无合理性,问题是造成一些教育政策不接地气,一些政策难以落实和调整。教育决策的非科学性,是当下我国一些教育乱象的源头。

  好的政策是社会中最大多数意志的集中体现,故听取民意、汲取民智,反映民声是科学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,这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常识。但是,决策者从哪些渠道汲取到哪些人群的舆情民意,并将之化为政策才是科学决策的关键。新闻媒体是上情下达、下情上传的舆情机构。过去,新闻媒体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的“上情下达”的角色远重于“下情上传”的舆情民意的集纳角色。这使得媒介议程紧跟政府议程,并左右公众议程,成为我国教育舆情走向的主流态势,也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与发布的常态。然而,新型新闻传播技术的飞跃发展,使每个人都拥有了向社会发声的麦克风。技术革新带来的新型社会信息流通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介生态。在“人人都有麦克风”的时代,因制度缺陷造成的教育不公的抱怨与维护自身教育权益的诉求呼声,都被微博、微信等新兴的社会化媒体释放出来。这一巨大的舆论压力让教育主管部门改变了传统的决策模式,顺应民意的教育决策成为主管部门的舆论引导策略。比如,媒体对异地高考的长期呼吁、对学术失范的长期关注,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,并相继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和最严论文造假惩罚制度。这两项制度的出台引发公众好评,成为教育舆情的热点亦不足为奇。随着类似案例的大量增加,公众议程决定媒介议程,进而影响政府议程的新型政策形成路径由此凸显。

  公众并非智慧的代名词,某些时候会从己出发,视野受限。让公众决定一切,由此形成的政策很有可能未必是好政策。在公众议程、媒介议程、政府议程的相互关系中,有西方学者在西方社会语境中作了大量实证研究,其成果值得借鉴,但若直接拿过来运用,则忽略了中国国情。因此,要让公众议程、媒介议程、政府议程在新型媒介生态下形成良性互动,关键在于要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三者议程必须各自遵守的守则。具体而言,重视公众对教育问题的理性诉求成分,同情并理解其中的非理性诉求成分,严厉打击网络水军对某些教育问题的炒作,使公众对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能够以“两害相权取其轻,两利相权取其重”的原则将诸多教育问题按照重要程度排序。新闻媒体应遵守职业操守,真实、客观地塑造我国教育领域的整体形象,使公众、政府得到全面、客观的教育国情。教育主管部门应坚守科学决策的守则,按照科学决策程序,尽最大可能地汲取最大多数公众的意志,形成科学、有效、切合教育实际的政策。

  总之,公众、媒介、政府只有各守规则,各取其长,公众议程、媒介议程、政府议程才能在教育决策过程形成良性互动。(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刘继忠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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